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始终秉持科学的态度。首先，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表现出慎重态度，不仅对新作勤于修改，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对有现实价值的旧作精心阐发、认真审改；其次，用发展、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以往的著作；再次，审慎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特别强调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谦逊，不要强加于人。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基本方法，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参照。
毛泽东如何对待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2013 年12 月，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六卷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权威资料和独特视角。依据《年谱》，从毛泽东本人角度考察这一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许多地方得到广泛宣传和深入学习、研究，毛泽东自己的认知至关重要，《年谱》为此提供了大量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其二，这一角度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丰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其三，这一时段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及其经验教训，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对自己的文稿持认真、审慎态度，反复修改，多方征求意见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总结和集中概括。自党的七大以来，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始终表现出认真、慎重态度，不仅勤于修改，而且精益求精，多方征求意见。
《年谱》显示，1957 年2 月27 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会前，毛泽东写了一个讲话提纲。6 月1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6月19 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近四个月时间，毛泽东前后15 次就讲话内容进行讲解、修改、征求意见，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即形成了“自修稿”三稿、“草稿”七稿。在向从中央委员到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这一切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两类矛盾学说的认真探索和审慎态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是一篇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尽管如此，1969 年3 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草稿时，仍然删去原文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划时代的光辉文献”中的“划时代的光辉”六个字。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35页。）同样，在 1960年 10月 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前，毛泽东本人前后共九次作了专门审读。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审慎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一些反映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曲折的篇目，毛泽东的态度依然是非常慎重的。1955年 7月 3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篇讲话总结了前一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展情况，提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09页。）的判断，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献。8月 23日，他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等 13人征求意见，并附信说，“此件已根据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谈建社准备工作一段和谈苏联经验的两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要求这些同志看后再“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422页。）8月 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下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通知，强调修正本“暂时不要在公开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带去的未修正本，请缴还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422页。）9月 2日晚，毛泽东同陈伯达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问题。10月 13日，为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三次修正稿意见，毛泽东又给在京的十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位副秘书长和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要求这些同志“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及时返回。关于第三次修正稿，信中写道：“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二第三两节，合并为第二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九节；在第二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三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五节中，在谈社员成分问题的第一第二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十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三节的第二行、第四节的第二行和第十三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八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450页。）这封信再次表明，毛泽东对自己的重要文献，态度之认真、修改之细致，堪称典范。《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最终于 10月 17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对于确认是正确的，特别是具有重要现实指导作用的著作，毛泽东不仅认真修改，而且大力推广。1961年是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年。3月 11日，为印发刚发现写于1930年的一篇旧文《调查工作》，毛泽东给三南会议（ 指 1961年 3月 10日至 13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写了如下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在重新审读该文，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后，毛泽东将其印发给与会人员。3月 13日，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也为了纠正干部在工作中“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的毛病，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指 1961年 3月 11日至 13日在北京举行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各同志，请他们“研究一下”这篇文章，并说“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自己的这篇旧作，一方面在于“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另一方面在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因此，他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3月 23日，他又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553—555、566—567页。）1964年 3月 26日，毛泽东再次审阅《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经过认真回忆，确定了写作的经过和时间，并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修改、审定和阐发，不仅体现出他对自己著作的认真负责态度，而且反映出他对文章现实价值的科学考量。
二、用发展、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以往的著作
毛泽东始终用发展、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以往的著作。这表现在他同意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著作外译加以必要的说明，表现在他对《实践论》的肯定和相对来说对《矛盾论》的严格评说，等等。同时，毛泽东对结集出版他新中国成立后的著作一事持冷静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著作当时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毛泽东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过去的文章和讲话。1964年 6月 8日，他在谈话中甚至将自己新中国成立前的著作即《毛泽东选集》四卷谦称为“古董”。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59页。）既然是“古董”，所以一方面，毛泽东充分尊重和保持毛选四卷各篇文章的历史原样。1967年 3月 16日，在谈到再印和翻译《毛泽东选集》是否要修改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名字一个不要去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历史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64页。）另一方面，他对过去的即使是正确的著作与论断，也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看待并加以必要的修订或说明。《年谱》记录，早在 1951年 3月 27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指出：“《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18页。）1952年 9月 17日，又在致李达的信中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卷，第 600页。）1958年 9月 2日，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观点只适合一部分国家”。众所周知，《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品，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毛泽东依然以一种认真、严谨、科学和理性的态度进行评判。1962年 1月 10日，田家英就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选的外文译本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为了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是地区广大，在小国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没有。我们准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已经同我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条件不完全相同，国家幅员大小，已经不是游击战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1月 22日，毛泽东在批阅报告时，就此注文批示：“照办。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 73页。）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尤其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以后各卷的编辑出版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十分鲜明。1964年 6月 8日，当有人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毛泽东说：“那没有东西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 359页。）1966年 3月 18日，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再次说道：“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 567页。）1967年 3月 16日，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64页。）1967年 12月 29日，在谈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方针等问题时，毛泽东同意按前四卷编辑体例，选入有关理论、政策、方针和重大问题的文章，并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将来再说，现在不选。”毛泽东表示，第六卷的文章可先内部发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148页。） 这四次谈话表达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第一要“有东西”，即有关理论、政策、方针和重大问题的文章；第二要“有用处”，即有现实指导意义；第三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所以有些文稿要“将来再说”。
被毛泽东看成是“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 1956年初近两个月时间听取国务院 34个部门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重要思考。1958年 3月25日，毛泽东说：“《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25页。）1975年 7月 13日，在审阅邓小平送审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请示报告时，对于报告中提出的“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97页。） 据《年谱》显示，从1956年到 1975近 20年时间内，毛泽东先后五次论及这篇经典文献，但他最终还是定位于“全党讨论”和“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著作的科学态度。
三、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持慎重态度
毛泽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国际上进行宣传，持慎重的态度。这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性思考和认识有关，也与他在对外交往中一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包括反对苏共“老子党”的态度相关。
一方面，毛泽东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提法或论断十分坚持，体现出他一贯的理论与实践自信。1954年 8月 13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重新为中央起草的给波立特的复信，不同意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的头两个自然段删去的提议，并指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269页。）1958年 10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为转载《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所写的按语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第 483页。）1961年 9月23日，在会见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询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该怎样理解，毛泽东说：就是革命要经过战争。蒙哥马利又问：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毛泽东说：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 25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又十分谨慎。1956年 3月 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他们进行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546页。）1958年 9月 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了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当他们说读过《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时，毛泽东表示：“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第 431页。）1962年 12月 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等，当拉格尔说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这样提法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173、174页。）事实上，从七大论述毛泽东思想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这也是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立场。1964年 3月 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波多黎各学生代表。客人说：您的著作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且也适用于全世界。毛泽东说：“供你们参考。你们要根据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抄外国的经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 325页。）
1967年 6月 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红卫兵到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稿时，强调对外宣传要谦逊，并说要少引他的话，指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不要吹得太厉害，要谦虚，要谦逊一点，但又不能失掉原则。（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93页。）类似的问题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反复提及。例如，1967年 11月 5日，在谈到由杨成武署名在 11月 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文章时，对杨成武说：“以你的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138—139页。）1967年 11月 27日，在批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1月 25日编印的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时，对于简报中提到的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提出的“中国一些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的论点，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142页。）
当然，无可否认，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在他错误发动了“文革”以后，一度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对他个人的神化上放松了警惕，甚至有时为了某些实际需要还予以一定程度的默许。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毛泽东也一直在努力地纠正这些错误。1964年 5月，《毛主席语录》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由此在全军掀起了一个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1966年 8月 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第一次使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提法。1966年 12月 16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再版前言。其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上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从《年谱》可知，毛泽东一直持否定的态度。1967年 1月 1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给了我许多头衔，说什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34—35页。）1971年 9月 3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等谈话时就说过：“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398—399页。）1971年 11月 20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的负责人曾思玉等人时，再次强调：“马列主义的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不要办，对人民不利的名词要改。‘四个伟大’改了吗？‘三忠于’我就不懂。你们开会讨论一下，把不适当的名词、形容词废掉，不要搞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419页。）据《年谱》的记载，短短五年间，毛泽东前后共 15次对“三个副词”、“四个伟大”提出批评或删除意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从毛泽东本人来看，终其一生，他对毛泽东思想以及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载体的本人的著作，总的来说都秉持客观和冷静的态度。
毛泽东对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体现了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基本方法。毛泽东的谈话、文章、批示和修订等所体现出的，正是他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的基本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重要观点的坚持与运用。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一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的博大胸襟和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
《党的文献》2016年第2期
